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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病了

Amy右手食指感染,肿的象根胡萝卜,去医院挂外科切了一刀后,情况比预想严重。也可能仅仅比我的预想严重——因为,切口引脓和清洗过程中,两位大夫果断把我召进手术室。我正迟疑着要不要戴口罩,穿消毒服,他们已经指着伤口发话了,直接开始描述最严重和次严重的后果,还让我抵近观察。一堆术语说得较快,我还没有来得及回忆并联想这些术语的一般性意义,结论已出——不是关于伤口的,是关于必须住院的。这让人发懵。更懵的是,看着Amy血淋淋的皮肉筋骨,我的头皮阵阵发麻。这种场面明显就是让英雄气短,使儿女情长的,真狠。退出手术室,我感到愤懑,倒不是场面的血腥,而是如此气短情长一把,难免不深受刺激。

Amy的4号床病友操作家庭作坊的机器时不慎切到手指,伤口并不大,但迫于某种压力(也许同样来自于医生),已住院数天。中国人见面总是明里暗里关心钱的问题。即使你不主动问,有人也会知无不言,特别是开销一项。4床走前告诉我们,前后花费八千有余——这一刀的代价着实不小。本该走新农合,但为了多报销一些,出院时动了手脚,走了城居——这个活技术性较强。当然,这种技术是不能摆上台面的。而且,没有熟人出手,单方面完成的概率估计极小。这个社会就是如此,刨掉精神层面,你要说它蛮荒,也不尽然,但依然停留在“熟人社会”、“人情冷暖高于规则意识和契约精神”等较低级的亚文明状态——此点大概无人反对。我一直对屡屡遭遇此等事件觉得诧异,并不屑,但也不便于动辄站在某个莫须有的制高点上对此置评或判断。所以每当听到并看到这样的事,我都会露出冷酷而同情的微笑。

饶是如此,4号最后也仅仅报销了3000元不到。尽管人民币一再贬值,但对于起早贪黑,玩命般养家糊口的普通劳动者来说,0.5万元的差额不只是个小于1的有理数。他们的钱,每一张都浸着血汗,而且是被肉食者层层蒙蔽、盘剥并宰割后的。当然,也不排除他们继续蒙蔽、盘剥并宰割更底层的下家或买家。这个时代盛产锁链。按共产主义的说法,全世界的无产者砸烂的是锁链,换来的是自由。但是,在这个国家这个时代的这条吃人的锁链上,却没有赢家。砸烂了,换来的有且仅有更烂——除了锤子本身。无论如何,层层蒙蔽、盘剥并宰割后的结果就这么堂而皇之、赤裸裸地构筑起当朝GDP的傲人数字。每想到这一点,便让我对很多不厚道或任性的行为深感怅然并略有释怀,但终究还是很难谅解。

我姐姐来探视Amy,询问医生是否做了细菌培养和药敏试验,答曰没有,稍后再做。遗憾的是,直到Amy出院,他们也没做。也怪我,杂事多脑子乱,把这茬忘了。脑子乱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一直没理清既然这类试验都无需做,为什么一开始就强调病情的严重并坚持让我们住院。这里面肯定有一些必然或非必然的逻辑运算,条件未必充分,但结果很唯一。我觉得自己还是智商不够。

铁打的医院流水的病号,说话间4床辞旧迎新。新人未到,两件事让人感到滑稽和肃然。一是该病号的亲属死活不要该床,谐音不吉利。我一直都觉得动辄弄个所谓好号码、好车牌的人是典型的“高调做人、不会做事”还生怕别人不说自己太自卑。但相比之下,追求所谓的吉利和避免所谓的不吉利这两者似乎又有质的不同。不管怎么说,内心有所畏惧和对数学之美的不懈追求总是道德自律的起点,哪怕一开始就直指最高层次的终极哲学。二是一切准备就绪,就是不见病号——手术持续了七八个小时,抬下来才知是车祸受害者,人还清醒,一条腿已惨不忍睹——我说的不是肌肉,是骨骼。人在医院呆久了,同情心和慈悲感就会指数级降低。这个结论可能不适合圣人或伟人,但是很可惜,这两者都与我没有半毛钱关系。所以,我也无需在此故作矫情的深表同情,或者抒发一下“加油、赐福、今夜和你在一起”等傻儿巴叽的小胸臆。我只客观叙事——这种写作风格天然是没事找抽。你要觉得我有病,就称二斤脑残片给我好了。无需找零,不谢。

将受害者撞伤致残的肇事方车无险、人无照,拉了一车报废砖头,砖头来自于某处正在强力拆迁的现场。据说玩命跑一天可拉七八趟,每趟毛利润12块5,这还不算车辆、铁锹、人手等设备折损。好在仁义尚存,或者迫于形势,肇事方随着受害人家属一起来了。我出去透气时,看到步梯隔火间的地板上半躺半坐了几个大汉,点点烟头闪烁,映出数张负担着沉重压力的风霜之脸。那么个小空间,门一关基本密不透风,乌烟瘴气中,哥几个忍耐力真好。也可能常年奔波在外,面对雾霾早已习以为常。但是换位思考一下,生活于此的我又何尝不是如此?也许我比他们更能忍耐更多的难忍。

伤者亲属一拨接一拨没完没了,高声喧哗、旁若无人,间或义愤填膺、插诨打科。我和Amy非常头大。终于,某天晚上换药时,我们和大夫认真讨论了换病房的可能性与可行性。那天本该白天就换药,但白天大夫们都很忙——忙着唱歌。该医院建院XX周年,领导要走走坐坐与民同乐,医护人员要表演节目和领导同乐,双方顺便拍拍握握、吃点喝点,隆重庆祝一下。嗯,庆祝我不反对,就像这个国家不管喜事丧事,一律开个会庆祝一下一样——你很难找出具有强大说服力的反对理由,更找不出特别值得庆祝的不反对理由。但是一个医疗单位,在歌颂自己救死扶伤的伟大光辉历程时把该换药的住院病号晾在一边,这事怎么看怎么象一出冷幽默,想多了就会让人觉得发指。

车祸受害者一刻不停地来了很多帮闲的亲属,男女老幼,拖家带口。基本上每个人都争相表态并高调发表大致相同或完全相左的意见与看法。虽然团结、热烈、融洽而亢奋,但横竖也没商量出个明确可行的计划方案、谅解备忘之类,最不该忽视的反而无一人重视——终于,肇事者无人理会、煎熬两天并象征性地交了一点钱之后,跑路了。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跑的,谁也不知道他跑的时候有没有留下话。当然,没留下钱大体可以肯定。毕竟他所面对的,凭这个社会的最基本经验和我个人内心深处最丑陋的阴暗来看,是一个深深的坑。在可以想见的不远未来,他的个人账簿上所有的净利润余额,即便一分不花也未必能垫满这个坑的坑底。

就算对一贯标榜并欣赏无政府主义的人来说,无主题的人多嘴杂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甚至适得其反。并且,话多了难免不会剥夺事件核心人理性思索的权利,这种隐形的剥夺有时也是挺残酷的,堪比暴力胁迫。想想也正常,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思想家,虽然思想家的结局往往都很惨。

肇事者跑路之后,腿伤者瞬间陷入深深的沉默之中,直到Amy出院。我们向她道别——一张身心俱疲、对未来充满恐慌的茫然面孔从此印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叹了口气,我开始在这个城市中又一次穿行,向着家的方向。Amy手上的绷带白的刺眼。我想说,这个社会病了——从江湖,到庙堂。很多人都知道如何医治它,但是谁都没有处方权。这种事,甚至比面对一个病入膏肓的社会更让人沮丧,甚至绝望。

2016年2月6日凌晨于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