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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论民主国家人民的五项权力

本文作者:民主还远吗

“美国是民主国家!”听到这句话,中国人笑了,谁不知晓世上不存在什么真的民主,权力在政府手里,政府让你圆,你就不敢扁,政府让你扁,你就不敢圆,你凭什么称民主?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自己是平民百姓,还想在政府头上撒尿?

做为一个中国人,你持有这个看法,并不令人惊讶,因为你的阅历,你的所见所闻,让你深信这个结论。

然而,许多常识性结论往往是错误的。问题出在我们的所见所闻太少,我们常常坐井观天,孤陋寡闻,凭自己井底所见所闻,推测精彩无限的大世界。而那遥远的世界的精彩信息,很难传到我们的耳朵里。在这里,我想告诉你,民主国家的“老百姓”,其实并不是老百姓,他们的身份怎么说呢,这样说吧,属于亦官亦民。何以称之亦官亦民?他们手里握有五项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力,上制总统,下治百官,掌握如此重权的人们当然可以称为官,而不是普通的平民。我敢说,如果没有这五项权力,片刻之间,他们就会变成标准的老百姓,民主那个闪光的东西,便会象变戏法一样烟消云散,无影无踪。

这五项权力是些什么呢?第一刑事定罪权;第二公众舆论权;第三官吏任免权;第四法律法规制定权;第五国家财政管理分配权。下面,我分述这五项权力:

一、刑事定罪权

专制统治者能够维持不合理的强权统治,他所依仗的武器就是将反抗者定以罪名,科以刑律,剥夺反抗者的自由和生命。如果失去这一暴力,统治者便不能为所欲为。统治者希图维持政权的话,就必须像英国女皇那样坐下来与被统治者协商对话,分享权力,以契约合作互利关系维持政权。可见,解除掌权者的刑事定罪权是消除暴政强权,实现民主政治的首要条件,是变统治关系为平等契约关系的硬件。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认为,人民掌握刑事定罪权在维护民主制度所起的作用上,比选举权(即官吏任免权)更要重要。

因此,在一个标准的民主国家,总是由人民绝对掌握司法定罪权。总统、官吏、警察、检察官、法官均无权裁决谁有罪还是无罪,无权给谁定下罪名。法官虽然庄严,但法官的工作仅仅是主持庭审活动,在人民裁定被告有罪之后,法官方有权给罪犯处以刑罚。简而言之,人民掌握定罪,法官掌握量刑,官员无权干涉司法。如果人民裁定被告无罪,法庭必须当庭释放被告。人民才是真正的最高刑事审判官。

在各个形式不同的民主国家,人民掌握刑事定罪权的形式虽有差异(如英美等国实行人民陪审团制度,法国德国实行人民参审制度,日本实行人民裁判制度),但人民掌握定罪权的核心实质是一样的。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的刑事陪审团制度——由陪审团确定犯罪构成与否的制度。

陪审团一般由十多名成员组成,所有成员从法庭辖区的居民中随机抽取。因此任何一个普通居民都有成为陪审员的可能。陪审员的资格:年满21岁以上的成年人,身份为普通民众,警察、军人和官员不得当任陪审员。只有普通民众才能以人民的一分子才能享有如此重大权力。

人民陪审员不需要专业法律知识,只需要常人的感情和良知。普通民众没有官场的争权夺利,没有门户之见,没有丢失官帽之忧,没有听命上级的干扰,没有法规条文的束缚,但最富有人民的单纯,良善,正义,因而他们的裁判比谁都清正严明,公而无私。

人民掌握定罪权,人民就不会把维护人民利益的言论、行为、诉求和抗暴斗争定之有罪。人们便敢于大胆监督政府,不会因恐惧而不敢揭发官员的犯罪,不会因恐惧而沉默。1765年一个美国公民暗杀了一个很有公愤的腐败官员,案件的辩护律师就是著名的民主政治领袖富兰克林,他辩护说:“政府若无力控制腐败,人民就有权暗杀腐败官员”,“如果没有弹劾,人民就用暗杀来摆脱一个腐败的最高行政长官”。陪审团的裁决支持律师的辩护之说,显示了人民掌握司法必为人民服务的正义性。

人民掌握定罪权,不仅奠定了民主制度的基础,也开启了司法透明公正的新纪元,结束了千万年来官场你死我活、腥风血雨的权斗史;消除了官官相护的千年积弊;终止了刑不上大夫、任意诛平民的黑暗司法。从此,权力不再罗织罪名,构陷冤狱。

例举一个人民陪审制的经典案例:1981年3月30日一个患有精神病的青年,连开6枪刺杀美国总统里根,总统肺部中弹,险些丧命。不久开庭审判。法律规定精神病患者不承担刑事责任,因而陪审团裁定被告罪名不成立,法官只能宣告被告当庭释放,对被告的处置是送精神病医院治疗。

十二名再平凡不过的普通民众,当任了里根总统被刺案的最高“审判官”,他们没有因为被害人身为总统,就给被告人作出不公的裁决,怎么样,这里的人民牛皮吧?!

二、公众舆论权

专制统治者的强权统治仅仅凭仗暴力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依赖于强大的宣传机器,使被统治者诚服于不平等的地位,即使苦于地狱也无怨无恨,甚至把统治者视为救星。因此,专制统治者总是绝对控制新闻媒体和影像、图书的出版,培养、打造顺从的愚民。德国法西斯宣传部长戈培尔说道:报纸的任务就是把统治者的意志传递给被统治者,使他们视地狱为天堂。

现代民主政治缴获了“统治者”的宣传机器,禁止政府承办新闻媒体和控制出版,只有人民才有权掌控新闻媒体,即由人民承办所有的报纸、电视、广播、杂志、互联网公司和出版。通过自由民主的文化,培养具有平等自由精神的现代公民。媒体、出版,不再是由统治者独控的文化灌输工具,洗脑工具。

在专制世界里,统治者的极权程度,在于其对媒体的控制程度,控制越严密,权力就越可以为所欲为。古代皇帝虽然也穷奢极欲,也穷尽权力,但缺少现代媒体作为宣传洗脑工具,因而他们的影响是相当有限的,他们不可能把全国人口冲压成思维一致的信徒,使人民如痴如醉爱皇帝、爱官府。秦始皇、唐太宗、汉武帝虽然权力至尊,但不能把自己打扮成真理、主义的化身,而希特勒、斯大林、波尔布特、铁托、齐奥塞斯库、金日成个个既是最高掌权者,又是真理、主义的化身。下面摘录希特勒政权的宣传政策名言:

“我们信仰什么,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只要我们有信仰。”

“宣传的基本原则就是不断重复有效论点,谎言要一再传播并装扮得令人相信。”

“群众对抽象的思想只有一知半解,所以他们的反应较多地表现在情感领域。情感宣传需要摆脱科学和真相的束缚。”

“如果撒谎,就撒弥天大谎。因为弥天大谎往往具有某种可信的力量。而且,民众在大谎和小谎之间更容易成为前者的俘虏。因为民众自己时常在小事情上说小谎,而不好意思编造大谎。他们从来没有设想编造大的谎言,因而认为别人也不可能厚颜无耻地歪曲事实……极其荒唐的谎言往往能产生效果,甚至在它已经被查明之后。”

“大众传播媒介只能是党的工具,它的任务是向民众解释党的政策和措施,并用党的思想理论改造人民。”

“即使一个简单的谎言,一旦你开始说了,就要说到底。”

“人民大多数比我们想象的要蒙昧得多,所以宣传的本质就是坚持简单和重复。”

“必须把收音机设计得只能收听德国电台。”

足见,统治者的种种宣传策略,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民众顺从遵守统治者意志,并成为除了按照统治者意志行为之外,根本无法行为的人。使愚民坚信‘必须如此行为’,并坚信自己的行为出自真心。

人民掌控媒体,媒体便是自由的天地,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哲学,不同的观感,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学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自由碰撞。在这里,真理不再被禁锢,知识不再被掩埋,信息不再被屏蔽,历史不再被扭曲,真理和智慧的光辉照亮着人们的心灵。大家都能成为心智健全、人格完整的正常人,也就是掌握人类丰富文化的现代公民。

媒体掌控在人民手里,媒体几乎从来不会唱赞歌,媒体总是只说坏的,不说好的。政府、官员有什么劣迹,媒体立即追踪,就像猫头鹰的眼睛,哪里出现田鼠,就在哪里捕鼠。政府的芝麻大的污点,媒体总是吹毛求疵,加以暴露。社会的各种问题和阴暗面,媒体总是把责任归于政府,因而政府总是任劳任怨,克勤克俭,努力做好每一件事情。社会在批评声中不断纠错,不断更新,不断完美。媒体既是社会的镜子,又是监督政府的公器。下面看两个引人深思的例子:

例子一:在一个民主国家,有一个政府部级高官,用公款买了两瓶私酒,媒体公开报道。没几天时间,首相对官员说:赶快辞职吧,不是我与你过不去,若不作出处理,等几天媒体就会炮轰政府徇私枉法,放纵部属,追究更多的责任。

例子二:重庆市有个黑社会猪贩子老板,他的黑社会小弟杀死了人,被公安抓获。猪贩子老板以50万贿金送公安局长文强,杀人犯就被放掉了。被害人家属四处告状,然而告状无门。如此重大社会问题,媒体却无报道。因为媒体掌握在文强们手里。文强们敢于肆无忌惮,胆大妄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人民掌握公众舆论,不仅仅是人民掌握了社会镜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更重要的是,剥夺了执政者的宣传机器,这等于渔夫把魔鬼装进了胆瓶里,魔鬼失去了作恶的本领——统治者不能通过媒体和出版控制,把民众冲压成有心智不全的愚民,从而就失去了行使专制的根基。

三、官吏任免权

我们知道,官员总是象仆从一样服从给他发官帽的人。君王拥有藐视一切的权力,是因为他的官帽不是来之于上级赐予。而现代民主国家总统的官帽是由人民赐予的,因而他必须听命于民,他永远是人民的儿子,而不是人民的父亲。

人民是全国居民的集合体,因此决定谁当任总统,要看全国多数人的意志,哪一个意志是全国多数人的意志,只有通过统计才能确知,投票就是最好的统计。投票是实现任命官吏的外在方式,其内核却是人民实现任命官吏的权力意志。投票习惯称为选举权,而它的实质是一种任命权。

在民主国家,人民不仅仅掌握总统、州长、省长、市长等最高行政长官的任命,令你惊讶的是,人民竟然揽括了所有官员的任命。中央政府、州级政府、市级政府、县级政府所有大大小小的无数官员,各级司法机构的院长、检察长,芝麻大的审判员,屁大的检察员,都由人民独揽任命之权。堂皇的奥巴马总统的任命权几乎等于零,奥巴马只有在议会休会的时候,临时委任缺额代理官员。这个代理官员能否继续任职,由议会复会后再做决定。

任命官吏不能草率,全国民众都坐拢来商讨每一个官吏的任命,将是一个无边的巨量工作。把全国人口召集一堂商讨事务也不现实,民众每天都有各自的工作和娱乐休息,也没有精力日复一日审查任命。因此,设计了一个变通的办法,在人们居住的辖区内选一个代表来专门从事这个工作。各地选出的代表就是议员,议员合集起来就是议会。中央、州、市各级都设有议会。中央议员与地方各级议员之间是平等关系,大家的身份都是“老百姓”,不存在统属关系。当任议员的资格必须身为“老百姓”,不得是官员、警察、军人。议员一般任期二年至六年,没有执掌官员的那种权力,身份是普通民众,因而可以连选连任。

议会与政府的关系,不是权力抗衡的关系,也不是政权机构之间的关系,而是人民与政府的关系,议会代表人民,政府代表“统治者”。议会不是行使权力的机关,但它代表人民的最高意志,代表人民管理整个国家。人民最大,因而议会高于所有的国家权力机关。政府、法院、检察院三者属于平行关系,三者均向议会负责(检察在大陆法系的民主国家地位与法院平等,与政府、法院抗衡,英美法系的民主国家缺乏独立的检察制度)。他们必须在议会制定的法律条款内行使权力,他们的每一个“动作”必须拿出法律条款或议会的授权,作为执法的依据,否则属于违法。他们必须接受议会的监督、警告、质询,他们必须定期向议会汇报、述职。议会和议员没有官员的那种权力,但议会和议员却是管理、监督所有官员的无冕无职的最高官。

议会对政府的约束多,人民的权力就越大,民主程度就越高,政府权力越大,越不受议会约束,民主就越脆弱。政府持有警察、军队、监狱,处于强势,议会是手无寸铁的人民代表,处于平民弱势。议会的威风凭仗于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一立国原则。议会的不可侵犯,是人民认识了一个真理:是人民养活了政府、总统、军警,谁把枪口对准议会和人民,谁就是匪徒,谁就是人民的敌人。是人民的醒悟,才有议会的强大生命,议员才能大胆监督、管束官员的权力。

当政府否认人民的主人地位,以武力对付议会的时候,国家的民主已面临危险。上世纪末期俄罗斯本来已初建民主,但在叶利钦用武力缴械议会(杜马)的时候,俄罗斯走向独裁已不可避免;在德国,当希特勒烧毁议会大夏的时候,民主的丧钟已经敲响;我国在推翻满清、初建民国之时,袁世凯武力解散议会,新生的民主已面临夭折。这些本来有美好前途,但却断送了民主的历史悲剧,无不让人叹泣。在政府向议会开刀的生死存亡时刻,那里的人民并没有奋勇起来保卫议会,于是铸下了让自己重返地狱的悲剧。

议会制定的新法案,为了慎重,防止出现恶法,人民赋予总统一票否决权。但不能否决三分之二的议员支持的法案。三分之二代表了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可以否定总统之否决。

我们的媒体常常把议员说成政客党棍。其实某人当选为议员,不过是人民意志的反映。在一个选区,如果多数民众主张高福利,那么持此观点的人就会当选议员,反之就会落选。又如,1940年日本军队大举进攻中国,富有正义的美国民众绝大多数主张援助中国抗日,于是支持中国抗日的人当选为议员,而主张不干预中日战争的人落选。

议员们在议会里的那种激烈争辩场面,常常被某些人抹黑成党派利益之争。其实,议员不过是他所居住的地方的人民,推选出来传递多数人意志的代表。比如,有一群人委托你做某件事,你也一定会尽力的,你一定不想有负众人的期望与信任。议员们在争论中面红耳赤,唾沫四溅,摩拳擦掌,无非是为了不负选区人民的信任。我们又有什么非议的呢?我们难道不应该为之叫好吗?

人民管理国家,人人有不同的主张。比如有的人主张高税收、高福利,人人均富,有的人认为高税收、高福利,导致养懒人,高失业率,经济衰退;有的人主张加强国防,打击独裁,支持世界民主,有的人反对国际干预,只要自己生活好,不管他人事。主张高税收,高福利的人联合在一起,这些人就是所谓的民主党,反对高税收,高福利的人联合在一起就是所谓的共和党。共和党和民主党并没有像样的组织,也没有什么党规党纪。所谓的政党不过是一些观念相同的人的一种松散联合体。例如,你持有高福利观念,你就可以自称民主党,别人也可以把你看做民主党。

下面以奥巴马为例说明美国人民怎样任命官吏。

1、全国人民直接投票表达自己的意愿决定让谁做总统,统计的结果是多数人决定由奥巴马当任总统。

2、奥巴马有责任组建新一届政府。新政府的所有官员必须重新任命。奥巴马有权提名推荐所有新官的任职,但仅限于联邦政府的新官员,无权提名地方各级官员的任命。奥巴马能够推荐提名的新官数量不是很大。

3、奥巴马对于提名的每一个新官员必须慎重考虑,此人能力是否胜职,品行、学识、资历是否够格,如果提名狐朋狗友、无才无德之人做官,不但议会不予任命,议员们,尤其是新闻媒体将把他骂个狗血淋头。因此奥巴马虽然做了总统,他的同胞弟弟依然是街头卖浆引壶之徒。

4、议会根据奥巴马提请任命的材料和任命理由,根据议员们自己所掌握的情况和事实,进行审查讨论,根据需要将提请任命的人员传唤到议会,当面考问,让其陈述有关任职问题。最后议员们投票表决决定是否给予任命。

四、法律法规的制定权

有史以来,法律是由掌权治者制定的,法律是为了固定当权的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奴役,是一系列不利于多数人的强制性规则。现代民主制废除了由少数人制定法律法规的旧制度,改由人民制定一切法律法规。

人民通过两种方式制定法律。一是全国人民通过表决制定法律,例如,对某一重大法案进行全民公投,又如,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往往由全国人民直接投票表决制定宪法。另一种方式就是人民委托自己的代表人制定法律,即委托议会立法。

人民制定的法律必然为多数人利益服务,高度保护民众的权利。在专制社会官阶越高,他的个人利益就越受特权保护,而民主国家正好相反,官阶越高,法律就越不予保护,甚至让他的权利不如一个刑事犯。比如刑事犯有肖像权,有隐私权,有不披露财产的权利,而奥巴马总统却没有,人们用漫画丑化总统,甚至把奥巴马的肖像印刷在妇女卫生巾上,奥巴马无权捍卫自己的肖像权,不能提出侵权诉讼。下面例举一些对官员“不公平”的法律。

1,官员受到诽谤或侮辱的时候,法律不予保护。媒体公开恶意丑化,诽谤,侮辱官员的事多得不得了,然而,没有一个官员能够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正当权利。

克林顿总统感叹道:“每次我被抗议示威人群投掷的臭鸡蛋、烂苹果、烂菜叶等物品击中时,我想:我的上帝,幸好击中我的是臭鸡蛋、烂苹果,若是子弹、手雷或炸弹,此时的我要么躺在医院手术台上,要么躺在火葬场里。”他接着自我解嘲说:“如果一个国家领导人不给人民向他投掷臭鸡蛋的权力,那么、人民只能向他投掷炸弹。”克林顿所吐苦水是确实的事实,不过,他称说“国家领导人给人民投掷鸡蛋的权力”,这个说法并不正确,人民投掷鸡蛋的权力,不是总统给的,而是人民自己制定法律的时候给自己立下的权力。如果是总统恩赐的,总统不高兴就会收回这个权力。

2,官员没有隐私权。当克林顿总统与莱温斯基传出绯闻的时候,国会传唤克林顿当众坦白,如果总统撒谎将受到刑法制裁,检察官可以对总统作刑事调查和起诉。然而普通民众的权利比总统大多了,一个普通民众即使与一万个女人有绯闻,谁敢传唤他当众坦白,谁敢侵犯他的隐私权,谁敢对他作刑事调查。

3,官员受到诬告不予保护,这条看起来显失公平的法律,但很有意思。如果让官员享有民众的同等权利,在官员真的违法犯罪的时候,民众还敢揭发他吗?

4,官员必须公布财产。官员的财产与正当收入不符,即推定为非法所得,予以没收,甚至以刑法惩处。

制定对官员不公的法律,根据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立法精神,符合公平的立法原则。因为官员享有国家公权力,他就应当承担牺牲权利的义务。总统享有最高的权力,他就必须作出最高的牺牲。在法律面前,在权利面前,人人是平等的,没有人可以享有权力而不承担责任。总统的公权力是以牺牲个人权利换来的。

人民制定法律,把权力这个恶魔关进了笼子,于是,让权力只做好事,不做坏事。下面是法律如何约束权力的著名案例。

1985年两伊战争进入第6年,伊朗为挽回败局,暗中向美国安全部门发出信息,伊朗帮助解救美国人质,条件是美国卖出武器。此时的美国政府正为黎巴嫩真主党绑架6名美国公民焦头烂额,尤其有1名人质已经被杀害,更让美国政府如坐针毡,日夜不宁。然而安全部门没有过多兴奋,而有过多的纠结。兴奋的是解救人质有望,纠结的是卖武器给伊朗违反议会制定的法律。此事如果放在独裁国家那就太好了,一救人质,二卖军火,有百利而无一害。可是在民主国家就不行。为了解救人质和国家利益,美国的决策者甘冒风险。他们谨慎的卖出了一些武器,并采取了规避法律的方式:即由以色列秘密卖武器给伊朗,事后美国政府卖武器给以色列。这样,3名人质先后获救。正当民众称赞政府解救人质有功的时候,一场灾难已降临在政府的头上。

媒体公开报道美国政府卖武器给伊朗。我们中国人简直难以理解:政府为了国家与人民利益,卖些飞机零件和导弹武器就是掀翻天的罪过?1979年发生的两伊战争,是一场独裁者之间为争夺领土的战争。邪恶的独裁大国苏联给双方大卖武器,使战争如虎添翼,而民主国家为了减少战祸和人道灾难,立法禁止给双方卖武器,不准他们的企业家发战争财,发国难财。

美国政府卖武器的事,一下子被媒体掀起巨浪,一向反对干预国际事务的人们更是火光冲天,大打出手。议会立即兴师问罪。加上卖武器是一桩秘密交易,赚到的钱财不能公开,也就无法按照法律交给议会,这笔钱转给了尼加拉瓜人民反独裁斗争。可是这又违反了1936年美国议会的博兰修正案。

说句良心话,安全部门的官员,包括里根总统,没有得到一丝一毫的个人私利,卖出武器纯粹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可是法律并不因此就宽恕了他们。他们只得承受痛苦的“委屈”。事件的结果:安全部门的涉事官员个个被迫离职或解职,情报局长内心纠结不平,抑郁而死,两个官员被判徒刑,里根总统一下子苍老了十岁,里根总统说,他感到犹如一个苦胆哽在喉咙里。在他近80岁高龄的时候,还被传唤到法庭长达8小时的质证。

再说一个大家印象很深的例子,大约十年前,美国政府推翻伊拉克独裁政权,可是耗时一年多,并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布什政府非常狼狈,不断受到反对派攻击。我们中国人常常想,美国官员真笨蛋,制造一个假证据不就好了么,还寻什么鸟证据。可是,你知否,美国政府被关在法律的笼子里,谁敢制造假证据?

五、国家财政分配管理权

法国的财长,美国的税务官,别看他们牛皮哄哄的,其实他们不过是打工仔。国家的财政收入没有政府的份儿,必须交付给财富的主人——人民。人民管理钱财的方式自然是委托议会。当人民成为划分财政蛋糕的主人,我们看到如下情景:

1、人人有主人翁心理。当官员傲慢无礼,你就会说:我是纳税人!你以主人的身份和心态回敬傲慢之人。官员不过是你的纳税钱养活的当差。当官员公款吃喝,搞面子工程,搞过度的庆典,你就会生气,你就会呐喊,岂可糟蹋纳税人钱财!美国贝尔市的一个名字叫爱丽丝的普通妇女,偶然发现官员的工资单,便上街演讲,揭露官员高薪,导致四名官员免职,市长宣布不再领取一分钱工资,奥巴马打电话向她致敬。

2、国家财政往往出现政赤字。30多年前,我们的媒体常常把美国财政赤字作为笑柄,让老百姓意个淫。其实,可能出现财政赤字的政府就是好政府,道理很简单,如果大量征税或者印钱,财政很少投入教育、医疗、住房和人民生活补贴,政府有用不完的钱,那就永远没有财政之赤字。

3、政府不是掌管钱财的主人。政府所需经费必须造预算,由议会一笔笔审查后,才作出拨款多少给政府的决定。政府靠议会的“施舍”过日子,而议会受人民的重托要看紧钱袋子,因此政府的办公经费常常捉襟见肘,甚至无钱招待外宾。骆家辉大使远渡重洋来中国坐经济舱自然不足为奇。

4、很少出现损毁性贪腐。专制国家最大的财富损失就是损毁性贪腐。官吏巧立名目大搞工程,购置无用的设施、设备,滥伐森林,从中分赃渔利。这种贪腐极大的浪费资源,损毁生态环境。从大型工程,到街道修补,遍地都是,无处不在,而人民已经麻木,视若无睹,见怪不怪。

5、奥巴马,默克尔,英国首相,这些世界球长式的人物,无论走访哪个地方,总让人感到缺少些什么,平平凡凡凡的。中东独裁者卡扎菲,俄罗斯普京大帝,所到之处,旋风刮起,人们竞相笑脸相迎。他们才是财神大爷,撒钱童子,他们掌有国有资产和钱财,动笔可以签大单,动手可以撒银子,动口可以给援助,只要把他们伺候高兴,银子就哗哗地流进伺候者的口袋里。然而他们的风光,他们的神气,隐藏着一个可悲的事实——这些挥霍的钱财来之于人民的血汗。

6、国家财政开支,以人民为本。例如,德国财政,50%用于保险、救济、补贴,20%用于安全、国防、外交,20%用于教育、科研,不到10%用于公务员,这样的财政人民不富裕都难。

7、纳税人钱财不会用于培养一小撮全职体育运动员和精英,以争夺奥运金牌,但每一个小区,每一个城镇,每隔一定的距离,就有国家财政支出建立的体育场馆、设施与器材。每一个人有充分的条件参入体育活动与竞技。体育不仅仅属于一小撮包养的精英,不仅仅不属于那一小撮争夺奥运金牌的人。

经济的高速发展,劳动工资的大幅提高,生态环境保护问题,迫使发达国家忍痛割爱,放弃了许多产业,企业家只好把产业迁往落后区域,于是财富发生大转移;同时发达国家为了消除饥饿,支持落后国家走向富裕和民主,对落后国家采取大力经济援助,如货币援助,世界银行贷款,技术援助,巨大工程援建,让落后国组团前往发达国考察取经。这些国际大气候,给落后国家提供了经济发展的良好机遇,这种机遇被称为“后发优势”。

任何一个落后国家,不需要什么圣人,只要不闭关锁国,只要那里的人民勤劳,有文化底蕴,就可以20年左右赶上西方国家。例如,南韩、新加坡、台湾、日本,1955年的时候人均收入比我国低,当时中国人收入比韩国人高3.2倍,比日本人高1.1倍,但1990年代他们已经赶上西方,新加坡人民收入超过英国。1978年在新加坡的国宴上,李光耀对邓小平说:新加坡人不过是福建、广东等地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的后代,中国人是留守中原的达官显宦、文人学士的后代,中国有条件比新加坡更好。邓听后沉默不语。14年后的1992年,邓目睹深圳的发展,言称中国要比新加坡做得更好,以此作为当年的回应。可是尽管开放国门,人民勤劳,这块土地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工厂,但人民目前还没有富起来,根据2008年的比较统计,中国人民的收入仅为韩国人的7%,日本人的3%。为什么呢,值得深思。

结语

从上面五项权力的论述可知,民主国家的政府已经不是我们传统观念所想象的政府,它不过是替人民办事的服务机构。五项最重要的权力掌握在人民手里。三权分立的说法过于片面,权力并不是被三家所分,最关键的权力直接掌握在人民手里,如果人民不掌握关键权力,即使八权分立也不能保证实现民主。

民主制度就是人民掌握关键权力,将部分权力授予政府和司法机关而治理国家的制度。什么叫民主,可以简明回答:人民当权立法自治就是民主。

人民掌握国家的关键权力,掌握国家的整体运作,政府便显得无足轻重,甚至可有可无。例如,欧洲国家比利时政府曾关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国家与社会井然有序,经济发展高于欧洲平均水平。美国政府因缺少经费而数十次关门,政府虽然停止运作,但国家与社会的运转一切正常。